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大流行与大游行

多数媒体都将 COVID-19 的大流行与 George Floyd 的被杀害当作两件独立的故事看待,而后者的被谋杀所引起的全球游行,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前者的发展趋势,而 George Floyd 自己,也被尸检报告证实在生前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,他的最后一句话,听起来也像是某种隐喻——“I can’t breath”.

当人群开始涌入街头,一开始是 Minneapolis, 然后是 Washington DC, 紧接着是全美国甚至全球的各大城市。这里说到游行,并不是要讨论政治观点,此非《静态凶猛》的旨在或所长,我想提醒的是,游行要面对的威胁里,除了政治——比如想要对他们开枪的总统——还有字面意义上另一个令人 can’t breath 的敌人。

1918年,为了能够卖出足额的战争债券,费城的官员们无视医生关于流感正在扩散的警告,举行了一场二十万人规模的游行,随后的一周内,五万人感染,一个月内有超过一万人死亡。当局并不介意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让瘟疫多带走一些「必要的代价」,更何况现在暴露在病毒危险中的还是自己的反对者。

但这场大流行不平息,我们就不该走上街头游行吗?如果一年内疫情没有缓解,少数族裔们就该再忍受一年吗?五年不缓解呢?更何况,他们本身就是在这场卫生危机中受伤最严重的族群

此刻,我们需要更加本源地思考「为什么走上街头」,是因为其他的表达途径已经陆续失效,制度本身在合理化自己的过程中隐藏了部分意见,我们被「静音」了,亟需有无法被忽视的发声渠道,所以我们才举起牌子,聚集在一起,走到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去。

在此刻这样的特异背景下,街头运动变成了一个不理智的选择,但权利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甚至加剧,四面楚歌的我们又要走向何处?

既然目的是「声音被听到(be heard)」,用肉嗓已经不再是有效率的方式。参与游行即「在同一时间发出同样的声音」,人愈多声音愈大,去往的区域越繁华,受众越广。我们并非没有其他方式达到相似的目的。

我并非在说Instagram上的黑方块运动,那并没有承载任何有效的信息。黑人平权运动虽然历史颇长,在这一点上却要向香港的示威者多加讨教,他们在反抗运动中表达诉求、传递声音的方式,更加迎合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特色。

都明白简短的口号利用传播,但口号的内容可能比传播本身更重要。”Black Lives Matter” 并非一个有实际表意的句子,对比之下,「五大诉求,缺一不可」要扎实的多,使得听者可以迅速明白过来发声者的诉求。

再谈传播本身,由于警察暴力(敲出这个词的瞬间有些恍惚,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说BLM还是HK,世间的压迫还真是相似),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无法一直举行街头抗议,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互联网,利用 Twitter, Telegram 扩散自己的话语,档案化自身的遭遇、集中发布统一的文宣材料、主动联络记者,他们竭尽全力地把自身诉求变得「无处不在」,只要你是互联网的一份子,你不可能没有见过相关的内容。

「后工业革命特色」的真义还不仅是社交网络本身,现实世界亦涵盖其中。显示屏里的铺天盖地还不够,借用大陆科技行业的术语,我们还要做到O2O(Online to Offline),布告栏、电线杆、巴士座椅,都是战场的一部分。海报、贴纸、涂鸦可以覆盖的任何表面,都是言论自由的「上帝应许之地」,这些缘起于欧美的文化传播媒介,在这场运动中被香港人运用到极致。Washington DC 马路上黄漆涂抹的巨大 “Black Lives Matter” 是件优秀的艺术品,但驶离第16街后,就再无人能感受到其震撼。事实上,制作「街头标语」的方式要比你想象中更多、更灵活,在巨大的言论管制和文字暴力下,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发声的方式。

尤其需要意识到的还有,当今的个体想要连接起来成为一股客观的力量,非常依赖信息技术的帮助,即便不考虑传播和拉拢更多的旁观者,反抗者内部也需要通讯软件进行沟通和管理。中国大陆的维权组织就经常遭遇相关的问题:微信的内容审查下,「官方」所不容的任何内容,都会被拦截、屏蔽,甚至因此注销用户的账号。因此,拥有不被当局控制的通讯软件,成了构建一场运动的基础。此外,本地信息的加密也是个重要的问题,不然你很可能会像黄之锋一样,因为锁屏密码只设置了四位而被警方轻松破解

美国的抗争者们也在开始利用技术:自5月25日到6月5日,Citizen已经被下载了23.4万次,这是一款用来发布警方报告的App,用户可以自己发表评论和发布录像。还有Signal,一款加密的消息、通话和视频应用,上周,它挤进了iOS下载量最大的十大社交应用。这些是「后工业革命时代」的平权斗争应该带来的副产品,而非被催泪弹熏红的眼睛、在仓皇撤离时擦伤的膝盖。

技术本身不持有立场,它最终的「政治面貌」,取决于用户如何利用它。当局享受资源优势,通过社工数据库、人脸识别、信息审查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「管理」,我们无法期待商业主体都能像 IBM 一样站在鸡蛋一边,只有依靠自己去利用、发展甚至夺取技术工具,才是积极抵抗的最佳——或者说唯一——选择。我们知道了如何利用互联网和各种花样的软件去娱乐、交友、阅读、付款,甚至近来还学会了用它去办演唱会、举行生日派对,是不是已经是时候学习用它去争取平等、维护权利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