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权运动与阶级斗争

我曾表达过「中国的女权问题是人权问题的一個子问题」这样的观点,子问题并非次重要的问题,相反的,因为目标更具体、解决操作更加实际,作为子问题的女权,反倒是比人权更适合摆在公众话语体系中讨论的一個问题。

当前阶段的女权运动有其核心问题,它与阶级冲突的核心问题极其相似——由于权力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差异,不同群体间长期延续的根本性紧张甚至对立。

权力不平等下,有形的压迫很容易被感知,但更广泛的压迫来自于无形。女性個体所接触到的一切知识、制度、经验,都是男权世界的积累,或至少经历了男性视角的加工再造,换言之,女性面对的并非当下时间截面的静态不平等,而是自男性在文明中占优势地位以来,数千年积累下的不平等。下位阶级在斗争中面对的,或者,几乎所有对抗结构化权力不平等的运动所面对的,都是类似的困难。

所以,女权运动与所有反压迫运动的探索是值的互相借鉴的,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,简体中文使用者所常见的叙事角度更贴近后者,尤其是阶级反压迫,我们对「打倒资本家」的方法论要比「争取就业的性别平等」熟悉得多,从熟悉的叙述中汲取养分,来理解当下的女权运动,是個较为轻松的认知路径。

恰好,不久前就有一個较具话题性的案例:papi酱因为自己的孩子随夫姓而受到女权群体的抨击,这是典型的革命运动群体的内部肃反,即为了防止反革命的個体在组织内渗透,革命群体对内部进行的清理和改组。不恰当的肃反会破坏运动进程本身,比如上世纪30年代坑口事变,这类不合时宜的肃反,经常是组织中的既有领导者,意图强化自己对革命运动的定义权、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发动的,本质上是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(我们也可以以这个视角理解马丁斯科塞斯对漫威电影的抨击)。当下的女权运动,也显然面临着类似的情况。

除了方法论的相似之外,在最基础的对立框架上,女权运动又和其他的反压迫运动有根本性的不同——它是彻底二元的。世界只能被分为男性与女性这两個绝对群体(至少在性别问题的角度上必须如此划分),这两個群体之间权力的不平等,无法期待任何外部力量来介入或缓和。某些地区的种族争端,可能被国际力量扩大或消弭,而即便是经常被认为无法消弭的阶级矛盾,也常常能通过对外扩张来进行拖延甚至缓解,或者是因为被外部入侵而激化。而性别议题中,对立双方的所有筹码都来自自己,再无别物可倚靠。

这個特性造成的一個结果是:女性所有能用来对抗不平等的方法及工具——武力的或非武力的——都充满了性别压迫的烙印,直接捡拾它们来对抗男性,会不可避免地接受其中男性视角的影响,潜移默化地接受其背后男性中心论的逻辑。事实上,大量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服从于现成的规则,适应进被剥削的角色中而不自知。女性须得从零开始创造所有事物,包括政治制度、哲学、艺术甚至语言,才能避免被这样扼住咽喉。

绝对二元结构带来的另外一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:我们每個人都无法选择置身事外,妳必须从两個对立群体中选择自己的阵营,不存在「中立」的机会,而且这选择往往被先天所决定。这不像党派政治,妳永远右所谓「君子不党」的余地,也享受「改弦更张」的自由,個体在这类斗争中的位置是动态的。而性别议题天然地把所有人囊括了进来(的确,或有性少数者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置身事外,但事实上它们需要面临更加复杂的性别运动,那往往是女权运动的子议题),并自动地为女性個体预设了立场。当然,彻底归顺男性社会的女性大有人在,而且也并不见得是非理性的选择,至少在她们可见的短期未来中,屈服的期望受益要远大于抗争,那么,如何扩大她们抗争的收益,并同时减小风险,就是女权运动者最理想的行动方向,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

作为男性,在女权运动中应该——或者说能够—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我们的立场也被先天决定了吗?好像未必,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男性数量正呈现上升的趋势。但他们真的被女性群体接纳了吗?事实是令人沮丧的,他们永远也不会被接纳。在运动初期,作为强势方中同情弱势方而去投诚的人,往往会受到暂时的优待,但随着对立结构的演进,当女性群体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占到优势、有余力进行前文所提及的内部肃反时,先天有异的男性同僚就会是第一批被清理出革命队伍的人。真正有女权理想的男性并不会为这样的结局而退缩,而是在为女性发声的第一天起就接受了这样的未来,但仍然坚定不移地推动「历史的进程」,并最终成为进程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