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棺易,定论难

袁隆平先生去世,悼念遍见,据传长沙的白色或黄色花朵均已脱销,而除却追忆外,网络上亦不乏对其生前功过的讨论,「善恶在我,毁誉由人,盖棺定论」,也确是时候了。

我对袁隆平的印象始于中学课文,他被描述为「杂交水稻之父」——一位怀抱赤子之心,力挽狂澜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科学英雄。早年他在《人物》杂志的采访中提到自己曾在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,「亲眼看见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……饿死几千万人」,在国内媒体上承认三年饥荒饿死过几千万人,无论在任何时期都需要非凡的勇气,「心底无私天地宽」,他大抵是真这么觉得。

真诚的人在那个年代往往交不上好运,但袁隆平是幸运的,他在恰当的时空下投身了伟大的事业,工作内容符合七十年代末正盛的「挑战西方权威」叙事,巧遇华国锋上台后对农业的重视及对湖南农科院的支持,又因兼具科学家气质与劳动者形象,在华国锋退出舞台后被选中,打造为科学工作者的符号人物,以激励和掌控后来者,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的「杂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,至于事实上他对杂交水稻的贡献是否真有那么大,对宣传口的人来说,早已经不重要了。

当然,科研并不只是论文,组织协调、上下沟通、资源分配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试验田里的一线工作,袁隆平是一位真诚和勤奋的科学工作者,在属于他的时代背景下抓住了机遇,发挥了自我的天赋,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。任何做到这件事的人,都应当获得铭记与嘉奖。

但这不意味着个体的不可取代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其中只有人是无尽的,同一时空下,具备完成历史任务能力的个体会有很多,没有袁隆平,也有方隆平。反过来说,天时地利倒是更加难遇,如果未到恰当的时机,个体的力量就只能限于改变个体的命运,时代的潮流很难被逆转。就像拉宾和阿拉法特能签署《奥斯陆协议》,但抑制不了锡安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分子,最终一个被右翼暗杀,一个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掌控,巴以和平还是成了泡影。

水稻事业也是一样的,没有先前的矮杆革命,就不会有袁隆平的三系杂交,如果袁隆平没能大面积提高亩产,谢华安也会来完成,假设「野败」还藏在海南,也还有「红莲」。如果历史事业指的是「让中国人吃饱」,那水稻育种的贡献则更加有限,包产到户制度和化肥施用量增长,这两个因素在建国后三十年里才是更重要的粮食增产因素。但不论学科研究还是政策转变,都是代代人前赴后继才能完成的事业,将数代人的成果归结到一个人身上,对他进行神化和符号化,用来传递与科学无关的某些价值观,是政治把戏,对其他贡献者是一种不公平。

对袁隆平的批评,主要集中在新世纪以来他对后辈的打压,以及对科研资源的浪费上(在沙漠、滩涂做高单产),这些都是小问题。也有说他依赖公共财产谋私的,我以为这也只能算是某种变相补偿了,换作在正常市场化国家,袁老早已经财富自由,也就是此地,他才需要靠这种勾兑来为家人谋些未来,况且,相比后辈中的钟南山之流,袁老的谋私行为至少没有直接伤害到任何群众,也算得上是种坚持。

总体来看,我对袁隆平仍是相当有好感的,我和同辈们大概未吃过袁隆平先生的稻,但肯定都从中国农业的发展中有所受益,对他以及其科研团队的贡献心怀感激。但事实上,后人怎么「盖棺定论」,袁隆平应该是无所谓了,即便有所谓,逝者如斯,他也再无力影响,那些操纵他形象的人,会捏造出怎样一个虚幻的「杂交水稻之父」,只取决于政治的需要,而非他本人的想法。

后来者可能再也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袁隆平,那么对他的臧否,也无需认真,「盖棺定论」的失灵,约莫是此事最大的悲哀。